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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作家协会主管

鲁院赋予我纯洁的灵魂

来源:文艺报 | 毛宪文(蒙古族)  2019年08月09日08:33

鲁迅文学院(原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、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)是在一片欢呼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,由著名作家丁玲牵头,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鼎力支持而兴办起来的。它从第一期起就为共和国培养了第一代自己的作家,使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,被人们誉为“文艺的黄埔军校”。后因突发的暴风雨摧残,这朵鲜花暂时凋零,然而涅槃的凤凰,经过洗礼,在改革开放后飞得更高,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。

1952年,我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,来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读研。开学第一课,丁玲老师主讲,内容是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她开宗明义地说:你们是科班出身,以自学为主、集体讨论为辅。但在自学中要注意两点,一是改造自己的思想,二是转变自己原有的非人民大众的立场。我在自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困惑,于是向丁老师请教。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:星期天你约朋友去逛公园,天突然下起了雨,你觉得这雨扫了你的兴,你就不高兴。而广大农民一见下雨,欢天喜地!那必定是久旱逢甘霖。“这就说明了不同的立场,显示了不同的思想。”丁老师的话使我豁然开朗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,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。学院为了巩固大家学习《讲话》的收获,安排学生到人民群众之中进行学习。当时我被分配到大同煤矿去体验生活,与工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

第一天,我一大早来到矿口,脱下学生装,换上厚实的矿工服,戴上安全帽,乘升降机一起来到矿井下。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,四面八方都是黑油油的矿石,割煤机嚓啦嚓啦不停地响着,煤灰纷纷往下涌。大家开始工作了,班长马六孩是劳模,他站在前面,隔一米不到的距离有第二人,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往后排,20人一班,就像一条巨龙。龙尾还有个劳模叫连万禄,我紧紧跟在后面。工人用的铲煤锹,是大钢锹,就像我们家的簸箕那么大。这钢锹的锹把比农民用的锹把要短点,使用起来很方便。工友们一弯腰,一锹满满的煤铲挖起来,往煤镏子上狠狠地一扔。每人都是一铲一扔。那个动作就像端午节“划龙船”,一个接着一个。煤镏子就不停地转动,把煤渣带出去。我也弯着腰,照样一铲一扔。铲着铲着,我伸起腰,看着前面,没一个人停下来,割煤机也不知疲倦地割着,灰也越来越大。我歇了一会儿,又弯下腰接着干。一开始我也是铲一锹满的,后来不行,只能铲半锹了。铲呀铲呀,发现自己的手没劲了,腰也痛,我又得歇了。这时,我看到工友们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,大家开始一个个脱衣服。刚脱去衣服的皮肤,在黑煤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白,就像是黑装换上了白装。工友们还是一个个拼命地铲着。我也不好意思久歇,只好继续干。为了生产赶上去,煤镏子不能停。不久,班长终于发话了:“留一半人继续干,一半人先休息。”这时,工友们从我身边走过,我发现他们的脸部,好像都戴了黑面具,只有在动的眼睛有白点。

这时有个工友拍拍我说:“抓紧时间休息。”我顿时反应过来,赶紧也跟着回去,可没走几步,就摔倒在煤堆里。旁边的几个工友闻声过来,机智地拉着我露在外的右手,从煤堆中把我拉了出来。我急忙吐出嘴里的煤灰,就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吓坏我了!这时工友们安慰我说:“好在没出大事,习惯了就好了。”这时班长跑过来急忙问道:“有什么要帮忙吗?”等我反应过来,才发现眼镜和手表不见了。这时班长用内部电话说:“关割煤机。大家帮大学生找眼镜和手表。”我和几个工友在煤堆里,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眼镜和手表。我心里特别地急,觉得找的时间太长了,心疼眼镜和手表是自然,重要的是耽误了大家的生产和宝贵的休息时间。他们的无私善良感动了我。我感到惭愧了,对班长说:“别找了!”

中餐终于来了,大家也确实饿了。有的直接用黑黑的手抓着馒头一边走一边吃,有的坐在煤块上,有的蹲在煤地上,大口大口地吃着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“狼吞虎咽”这个词。我用筷子夹着馒头刚吃几口,有的工友们就吃完了,等我吃完了,工友们就开始劳动了。工友们从不考虑个人的困难,始终坚持努力工作。他们身上虽然黑,但有颗真诚的、善良的、金子般的心。从这天起,我的心就和工友们融在一起了,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佩服他们的精神,他们身上真善美的精神。

有一天,领导接到通知,工作量要加大。班长告诉工友们说:“祖国在发展,现在用煤单位太多,炼钢、炼铁、火车、轮船,还有老百姓的生活等等,特别稀缺煤。我们要努力挖出更多的煤,让我们的祖国建设得到保障,让大家过上好生活。”大家听后,高声回应:“好!”这段时间里,两位劳模每天带领工友们加班加点。过了几天,班长找到我说:“你对工作尽心尽力,不怕脏不怕苦,大家看在眼里,领导商量要补上你买手表、眼镜的钱,你要继续努力。”这让我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,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情。

我和工友们同甘苦共患难。在休息时间里,我们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、散散步、说说笑话。也有爱学习的工友,向我借书看,大家互相学习帮助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验生活,我真正体会到了人民大众的立场。转眼半年过去了,真要离开这里,我感到恋恋不舍。大家互相合影,亲切的话语暖在心头。工友们的互敬互爱、集体至上、无私贡献的精神,让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。回校后,我写出短篇小说《双喜》,经班主任马烽的帮助发表在《西安文艺》上。

相对于在大学校园,在鲁院的学习形式要多样一些。名家的授课让学员们耳目一新,有丰富的图书资料供人学习,师生间、同学间的文学讨论也更加频繁。最初出于好奇,随后就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氛围之中。鲁院是座文学的富矿,只要你用心去挖掘,真有采之不尽、掘之不竭的宝藏。

有一次,我向副所长张天翼请教:“您的《华威先生》那篇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?”他说:“在抗日战争期间,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恶面貌而写。”我又问:“华威先生的形象,刻画得非常生动。其中的诀窍是什么?”他说:“这些人打着抗战的旗帜,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,争权夺利,破坏统一战线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,对这些丑恶行为,我们要明辨是非、加以揭露。”张老师的答疑,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创作的奥秘。

有一天,我大胆地拿出自己的诗《草原,我的母亲》给田间老师看。我是这样写的:“我的家乡在草原,/成群的羊儿像天上的白云飘动,/亲人在挤奶,在锄草,/多么勤劳的民族啊。”田间老师看了后说:“你很勤奋,用叙述的形式去赞美家乡的人和物,用心可嘉!但这不是诗,这是分行的散文。诗讲究意境、捕捉画面,通过形象抒发感情,而且要有时代感,语言要精炼,最好有节奏与韵律,切忌平铺直叙。你要把现有的内容,变成诗的表现形式。”听了田老师的教诲,我茅塞顿开。经过认真反复思考,我把诗改成这样了:“草原的山谷多么幽静,/黄羊麋鹿像朵朵彩云,/我骑着骏马去射彩云,/彩云越飘越高,瞬间不见踪影。/只见满载矿石的汽车,/划出一条条的土龙……”我再把诗拿给田老师看,他边看边点头说:“这才是诗。画面动静相间,描绘了草原特有的景色,描绘了解放后草原的建设情景,富有时代感,节奏韵律明显,朗朗上口。”从此以后我知道了写诗的要领。当年,这诗在《工人日报》上发表了。

毕业后,我留在鲁院教务处工作,从学生变为老师,但不忘初心,要永远保持学习之心。有一次,我与当时的学员邓刚聊天,我问他《迷人的海》的创作过程。他沉思片刻后说:“我从小生活在海边,对海的脾气太熟悉了,与同龄小哥们成天在海中玩耍、摸虾、捞海参,海水涨潮落潮也都摸透了。看小说,读得多了有一种创作的欲望,就想把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出来,想着怎么开头更吸引读者往下看,故事要合乎情理,表现出人物的个性。”邓刚的创作思路及创作过程,对我大有启发。

有个星期天,我找学员王鹏聊天,他写西北农村的文章,写得太到位了,让我看了非常感动。他说:“在农村插队时,利用空闲时间读小说、理论文章。虽然没机会上大学,但越读越钻到书里去了。这让我增加了很多知识,有些想法总在我脑子里,不知不觉就有表达的欲望。这欲望就像地热,非爆发不可。后来就勇敢地写出了粗糙的处女作。因为它真实,受到重视与好评,从此我就更有信心了。”王鹏说的很真实,很有借鉴性。

读学员伊德尔夫的作品,我认为他的作品运用纯熟的方言刻画人物、表达性格,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我十分爱看用方言写的作品,读起来特别自然、真实、有亲切感。后来我也用家乡方言写文章。有时候,我想用方言来表达一些意思,但却想不起具体某个词。比如,写《三毛眼》时,我就想表达三毛眼蹲在地上与大家研究如何恢复线路。这“蹲”用方言来表达,就应该是“圪蹴”。我就一时半会想不起来这个词,还是伊德尔夫提醒我了才想起来。我对此非常钦佩。伊德尔夫谦虚地说:“其实也没什么,只不过是我每天和老乡生活在一起,无话不说,彼此十分了解,写作品时他们的语言思想自然就冒出来了。”

丁玲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,好作品出自于生活。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,才能写出受到人民欢迎的作品。对于我来说,鲁院让我更加接地气,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,让我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。后来,我创作了《今日苏木山》《明星从这里升起》等作品,歌颂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。在我心中,鲁院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花,愿鲁院在新时代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写作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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