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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恩斯的叙事散文:以睿智写死亡,以旁观者看亲友

来源:深港书评 | 俞耕耘  2019年08月07日16:49

朱利安·巴恩斯

“我哥哥质疑记忆的根本真实性,而我质疑我们渲染记忆的方式。”

一个无为而治的家庭,如何造就了睿智、有趣的小说家?巴恩斯式自传,坦诚、尖锐、幽默。

《没什么好怕的》是巴恩斯的家庭回忆录,其中既有他与身为哲学系教授的哥哥的观念交锋,又有对家族往事抽丝剥茧般的探索;既是他对于死亡与永生、上帝与自我、时间与记忆之思考的梳理与追忆,又是对他崇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集体致敬。

尽管巴恩斯郑重警告读者“这不是我的自传”,但这部作品依然为我们呈现了作者创作生涯的思想脉络,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《福楼拜的鹦鹉》《终结的感觉》《时间的噪音》等所有经典作品的影子。

朱利安•巴恩斯(1946— ),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。父母皆为法语教师,哥哥在牛津大学教授哲学,妻子帕特•凯伐纳是著名的文学经纪人。巴恩斯毕业于牛津大学,曾参与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编纂工作,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。《时间的噪音》中文版被评为2018年度《晶报·深港书评》十大好书。

“睿智”是巴恩斯作品的一贯标识。在这本书里也一样会被他的“睿智”而打动。而这样一部散文作品与其他散文又有何不同之处,不如就从他的“睿智”中去发觉巴恩斯的叙事之美。

《没什么好怕的》(英)朱利安·巴恩斯 著  郭国良 译,译林出版社 2019年4月

巴恩斯的散文:艺术化的纪实

《没什么好怕的》这个书名,听上去就像一句口语,甚至根本不像获得布克奖的大作家的作品。然而,仔细琢磨一下,这个标题很耐看,它是一个无主句,你会寻思究竟什么并不可怕。英国作家朱利安·巴恩斯给出了答案:死亡没什么好怕。这部作品谈论临终、幼年、成长和死亡,父母、兄长和祖辈都成为了书中散乱的信息卡片、标注和风景。

巴恩斯既不写回忆录,也无意写自传。换言之,全书并不围绕纪事和编年,也不立体塑造传主形象。他像关切自己的哲人一样言说自己,反思生命,一方面通过回忆,另一面却对记忆充满质疑。相比作家其他小说名作,这部作品尤为别致奇异:巴恩斯既是作品人物,又是叙事者、评论者;他可以腾挪更多手笔反观自嘲,也可以在纪实里寻找虚构。

这部作品即使被当做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。因为它的叙事底子,充盈细节,活脱的对话都让文学性陡然膨胀。可以说,它远远超越了一般类似作品柴火棒堆砌的干冷巴巴,以至于每个描写都能挤出汁液,情感润泽。优秀的纪实作品要达到一种境地:只要作家不声明,你会以为它是小说。这说明“艺术化纪实”真和美的同一是极高要求。大多非虚构作品只能勉强做到记录真实,文学性则乏善可陈,一片荒漠。那么,巴恩斯超出小说的部分又是什么?在我看来,是自由性、分析性与反思性。这是从古希腊智者、蒙田和卢梭以来,哲学散文的典范传统。它与小说的结构性、情节性和描述性显然殊异。

以局外人的视角看待家人亲友

重拾记忆碎屑,是这部作品的底色,旧时光的光晕往往给作家带来某种超时空对话,机警淡然的旁观,也有探究家族秘事的好奇。可以说,写作中的巴恩斯就像一个局外人,对家人亲友是陌生化的重新理解。如清理父母小屋时,一堆1930-1980年代的明信片,透露出父母恋爱史。父亲给母亲的明信片,使用不同的落款:“从遥不可及的求爱期开始,直至我来到这世上,情爱日渐炽热,称呼在渐渐变化。”只有依赖观察分析,才能最大限度还原情境,直抵父母心境。父亲改名字的热情,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印度名字,也说明他身上总有一丝孩子气,“随着他年龄增至六十、七十、八十,这个名字就越来越不合适了。”

巴恩斯就是在这种看似寡淡的粥样日子里发现出生活本质:那些浪漫恋情,一点儿多愁善感总会变成实用主义。父母最终用求爱和新婚时的书信填充了坐垫皮套,反讽是生活的主题。“那时我还是个充满理想的少年,在面对人生现实时很容易玩世不恭。他们怎么能取出自己的情书,将它们撕成碎片,并眼睁睁看着它们被坐在别人的屁股下呢?”这就是作家的微妙精湛,纪实并不提供全然事实,它需要想象、分析和推理,接近那个事件现场。在巴恩斯看来,母亲的实用性和再利用风格与父亲的多愁善感截然相反,能达成一致是最大疑点。

“他们是一起撕,还是她趁他上班的时候撕的?他们为这事争论过,意见一致,还是有一方暗自愤懑?假使他们一致同意,又是怎么实施的呢?真是一道纠结的选择题啊。你是想撕掉自己的表白还是你收到的表白?”如果你只会说眼见经历,那么作品就像一个探头,陡然无趣。作家则用猜想书写了真实的各种可能。处理父母遗物,象征对记忆的各自认领,有意味的是,大多却被废品收购者清理。这意味情感被讨价还价,待价而沽所冲散,场景是苦涩的戏剧性。作家的小说笔法豁然显露。收购者如何既不伤感情,又不花大价钱地“扫货”,就是生动一幕。

“他是个体面而博学的人,一边拿着东西一边对着它们说话。我觉得,这一习惯最初肯定是想温和地让客户做好失望的准备,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他和手中物品之间的交谈······他小心而礼貌地对待现在已没有主人的物品,尽量避免批评或表现出不喜欢,更多的是惋惜或者长远的希望”。处理记忆和埋葬亲人在作者心里有了象征关联,甚至产生了负罪感。当遗物滑进废料桶,作家觉得些许卑劣,尽管不算冒犯,但“仿佛我把父母葬在了一个纸袋子里,而不是一具像样的棺材里。”

不是自传,以记忆审视生厌的熟悉感

巴恩斯对记忆的研究,是近乎普鲁斯特式的:记忆与直觉、情感、态度价值密不可分,强烈的意向性与可靠性总是矛盾的统一。他也反复声明,这部书既不是自传,也不是追忆父母,而是重新审视令人生厌的熟悉感和一无所知的黑洞盲区。

换言之,作家或许不在意记住了什么,而是要弄清记忆已经消逝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们更应该讨论遗忘——这种在逻辑上不可能的技术。因为“你对它们的记忆是不同的,所以我并不怎么觉得记忆是追溯往事的向导”。这里涉及年轻和衰老对记忆的变量作用。年轻大脑对事件就像是精准影像,而不是再加工和渲染的摹本。少年们很少质疑,他们对记忆的态度就像握有寄存凭证,只要出票就能取回记忆的原本。

成年人对记忆就像是改装和翻新,他们不断估摸和怀疑,复述熟悉的故事,假装叙述的可靠。年老者也寄存了记忆,但问题在于通往寄存处的道路变得分岔纵横,你找不到路径就不能取用。在书中,抽象的反思和记忆力就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。也许记忆力好的人抽象不出一般概念,执着在具体的现象叙述上。比如哥哥哲学出身,记忆力不行,但概括力很强。

如何看待死亡,是生活技术

谈论死亡,反思死亡,被巴恩斯视为一种生活技术。《没什么好怕的》大量篇幅都在超越死亡,蒙田就是学习的范本。作家借此细谈了个人阅读史,他认为蒙田搭建了古代智者与现代经验的桥梁,这建立在思考死亡这个起点上。蒙田形成了一种气质:既能淡泊说出典故格言,慰藉人心;同时又焦灼紧迫,时不我待。在蒙田的年代,死亡瘟疫是稀松平常,年老而终才是罕见怪事。如今,我们却颠倒过来,把奇迹视为理所当然,这或许是怕的根源,每个人都预设了寿终正寝的结局。

“养老保险,就像假牙和足病治疗师一样,离我们太遥远,遥远得都很滑稽了”,“是的,蒙田会说,你就该早点开始考虑死亡。”巴恩斯从中提炼了一种辩证法,既然不能击败死亡,就记挂提防它,让死亡成为日常,这就成了持续的死亡意识。“如果你教导人们怎样死,那就等于在教导他们如何生”。在做寻常事儿时等待老朋友(死亡)的敲门,或许是最好方式。作家对宗教的复杂态度,也是对这一终极问题的深层思辨。

上帝是否有对你的看法?

巴恩斯对待上帝,最害怕自作多情。你或许有自己对上帝的看法,但这根本不重要。上帝是如何看待你,是否有对你的看法,才是关键所在。“至于上帝是否公正、仁慈甚至明察——这方面的证据少得惊人——这些无关紧要,除非他确然存在”。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,巴恩斯只有在面对宗教艺术时才会想起上帝。换言之,他总在抽离艺术里的目的性。他把《圣经》当作文学来读,耶稣的故事“肩负崇高使命,挫败压迫者,迫害,背叛,处决,复活——就是众所周知好莱坞狂热崇拜的叙事原则的完美典范:一出结局圆满的悲剧”,“其中的人物、情节、各式各样的剧情突变、善与恶的用力过猛的较量,构成一部伟大的小说”。

他用艺术遮蔽宗教,在于让死亡变得世俗和自然。这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,他对一位法国远亲——雷纳尔的评论,说明了这种倾向性。雷纳尔的《日记》“精准地专注于自然,带着冷静的赞赏描绘它。他以同样的精准关注人类世界,带着怀疑和反讽描绘它”。显然这种评价说明了与宗教价值相对的艺术功用,那就是关注自然、人性和现世;反讽现实,又与赞美诗相对。“反讽不会让青草枯萎。它只会烧掉杂草。”巴恩斯认同雷纳尔的评判,以往的文学不过是两大类型:一条河或是一个酿酒厂。前者是无限的稀释拓展,后者是浓缩成几滴烈性酒。福楼拜、莫泊桑、龚古尔和左拉的小说已经把分析世界的描述事业走到顶端。以后的小说无可作为,只有靠简洁、评注和点画才能有些前景。

《没什么好怕的》是一种大写的散文,它可以打破小说结构设计,用闲散事件取代了经营情节,随性而至。巴恩斯甚至在全书中都没有分出任何章节和主题,这显然是追求记忆、思绪和情感的浑然和自由联想。

所谓“大写”,则是文体的整全性:记事、评论和抒情的融合既不生硬,也不突兀,成为生活艺术的载体。我更愿将此作视为长篇叙事散文,作家用拼贴和补缀的艺术,口述和追忆的校准,真正检视了关于人生的哲学——向死而生的悲剧意识。他用切己体验与逸事趣闻观照死亡,把死亡变为言说之物,用毒辣幽默缓释死亡恐惧。更重要的是,巴恩斯解释人生与世界的某种思路:他总是作为彻底的怀疑论者,对一切确定性、单一性的人生答案,提供其它被选项和可能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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